一份有价值的社会调查报告

本刊记者孙鑫本刊记者连报道

新乡到信阳黄川450公里，黄川到何鸿家所在的村子有近50公里的难走小路。

前不久，新乡市渭滨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起诉科副科长王利杰和她的两个同事走进何红的家进行社会调查。

何红是一起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被朋友教唆盗取游戏账号并出售装备，涉案总金额3.8万余元。经审查，何鸿犯罪时为17岁未成年人，有明显悔改表现，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访问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何鸿的个人情况，全面评估他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和是否有帮助，然后决定是否起诉他。

事实上，2013年以来，新乡检察机关对540名涉案未成年人进行了社会调查，形成举报后，打包随案移交。

新乡市检察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广华表示：“这些调查报告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得到最有效的惩罚和积极的帮助和教育。”

经过三年的实践，新乡检察机关找到了未成年人适用社会调查制度的途径，并在2015年省级检察机关公诉工作会议上发言，其经验和做法得到了省级检察院在省级检察机关的推广。

打开何鸿盗窃案的社会调查档案，记录王利杰黄川之行的收获。在何鸿家里，王利杰不仅见到了他的母亲，还看望了他的近亲、村委会主任等。并对何鸿的学习、朋友和家庭环境有了深刻的了解。

回到新乡后，王利杰开始对公安机关出具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补充，从个人情况、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环境、帮教条件等五个方面逐一进行完善。最后得出贺泓犯罪的原因是受贪欲教唆，主观恶性小，有良好的帮教条件，所以作出了有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对调查内容的规定。此外，我们还开发了灵活多样的调查方法，如访谈、访问、信函和电子邮件、问卷等。便于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张广华说。

规范侦查机制只是探索的第一步。标准化也体现在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过程中。一般由案件承办人进行调查，起草报告，然后提交给部门负责人和单位主管领导审核签字，最后单独卷起与案件交接。

新乡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陈顺之表示：“规范侦查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但也增加了侦查报告的可信度，进而为其作为证据使用奠定了基础，凸显了其在轻微案件中的独特价值。”

为了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价值，医院发布《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实施办法》，明确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纳入审查报告，作为是否逮捕或者起诉的依据；设立单独的程序接受庭审提问；包括在法庭辩论中作为量刑建议的依据；体现在判决、裁定中，纳入诉讼监督范围。”

2014年新乡市演金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盗窃案，充分体现了社会调查报告在案件诉讼中的价值。犯罪时年仅17岁的小如(化名)已盗窃三次，涉案金额1.6万元。调查人员在进行社会调查时了解到，她母亲在一岁半时去世，父亲在她三岁时再婚，祖母在她六岁时去世。之后，她轮流和继母、姨妈住在一起。缺少家庭和

演金县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常建堂回忆当时的开庭情况。“我向法院出示了关于小如的社会调查材料，接受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询问。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建议从轻处理。法院接受了这一提议，最终判处他刑事拘留五个月，以便他从判决之日起离开拘留中心。”

在实践中，许多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是为了帮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减轻处罚。新乡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徐小薇指出，这是一个误解。“社会调查报告真实反映了被调查者的情况。无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还是不利，我们都会如实客观地记录下来。经法院质疑后，会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

2014年，新乡市检察院根据一份社会调查报告，对法院量刑过低提出抗议。本案中，未成年人张小冉(化名)等14人组成团伙，在短时间内对新乡市其他未成年人实施了20余起犯罪，其中冒充军警抢劫6起。经社会调查，本案7名主犯经常随身携带刀具、电棍等武器，主观上恶性，对人有危险。一审判决只判了三年至七年有期徒刑。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一审量刑过轻，遂提出抗诉。二审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将第一被告人的刑期增加到十年，还将其他六名被告人的刑期增加了一年多。